百年开明：不亏心也不亏本

编者按：2026年8月，开明书店成立百年纪念与新时代出版传承交流会在北京举行。开明元老、民进中央原主席叶圣陶的孙女叶小沫出席了活动。她说，开明书店虽然只存在了短短27年，却在出版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这么多年后人们仍然怀念它，因为它有其独特的风骨和精神内核。百年回望，从《中学生》杂志到《国文百八课》，从抗战西迁到公私合营，开明书店以“有所为，有所不为”服务社会、服务读者。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近日刊发记者宋春丹深度报道，讲述开明书店从同人书店到国营出版社的历程与精神传承，本报摘编转发，以飨读者。

1946年11月1日，开明书店同人参观上海华联影业公司，前排右一为叶圣陶。 《启蒙·生意·政治：开明书店史论（1926—1953）》

2026年8月，开明书店成立百年纪念与新时代出版传承交流会在北京举行。开明元老、民进中央原主席叶圣陶的孙女叶小沫出席了活动。她的外祖父夏丏尊也是开明元老，父亲叶至善是“开明二代”。

叶小沫在发言中说，开明书店虽然只存在了短短27年，却在出版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这么多年后人们仍然怀念它，因为它有其独特的风骨和精神内核。开明书店的成立，不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出版人借以安身立命的创业，更是他们关于服务社会、服务读者的理想书店的试验和实践。

奠定新书业领军地位

1928年新年，夏丏尊位于浙江上虞白马湖的“平屋”忽然热闹起来。章锡琛、周予同、钱君匋、贺昌群、叶圣陶等朋友从上海而来，夏丏尊又请来隔壁的胡愈之，七人在大门口留下合影。他们此行最主要的目的之一，就是探讨开明书店应该如何扬长避短，确定立身之基。

开明书店由章锡琛于1926年8月创办，起初以出版女权主义理论书籍为主。几位老友大多当过教员，知道当时学校症结之所在，熟悉青年学生的处境和要求，最后商定，将开明书店转型为以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，停刊《新女性》杂志，发行《中学生》杂志，由夏丏尊任社长兼总编辑。

1930年1月1日，开明书店正式发行首期《中学生》杂志。创刊号初版两万册销售一空，迅即再版，至年底已有一万订户，打破了杂志行销纪录。

不久，应章锡琛邀请，叶圣陶辞去商务印书馆小学教科书编辑职务，加入开明书店。由此，开明书店形成了以夏丏尊、叶圣陶为首的编辑团队和以章锡琛为首的经理层，开始在出版业崛起。

开明书店首先试水小学国语课本，1932年出版了由叶圣陶编写、丰子恺绘制插图的初等小学国语课本八册，供小学一至四年级使用。这些教材以白话为主，多为儿童文学，因“语言跟说话一样”而一度引起争议。叶圣陶回应，他希望课文念起来朗朗上口，为此宁愿在“大倾销”中落伍。1934年，开明又出版了高等小学国语课本四册，供五至六年级使用。这些教材面世后大获成功，到1949年整体再版40余次。

夏丏尊和叶圣陶又将目光转向中学国文教材。他们对当时的国文教育很不满意，觉得教学方法因循守旧，决定从教材的编排入手，给国文科以“科学性”。初中六个学期，每学期上课18周，共108周，对应108篇课文，每一课都有明确的教学目标。这就是《国文百八课》。

开明书店一直把出版新体小说作为出版方针之一。很多作家的成名作都是在开明书店出的，如丁玲的《在黑暗中》、巴金的《灭亡》《新生》《家》、茅盾的《蚀》《子夜》《春蚕》、庐隐的《灵海潮汐》、王统照的《山雨》、叶圣陶的《倪焕之》《城中》等。

开明书店秉持稳健的出版方针，“不跑到时代前面去，也并不落伍”。开明书店编译所中，没有一人加入左联。在国共两党就文化领导权针锋相对之际，开明的立场起初遭到了左翼的激烈批评。

1934年2月，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密令查禁“鼓吹阶级斗争”的文艺作品149种，牵涉25家出版社、28位作家，包括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等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因被禁书目少而不愿涉足，开明书店领衔，联合26家出版社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呈文，要求“重行审查，分别从轻处理”。国民党方面迫于影响，最后采纳了书业意见，解禁59种，暂缓执行37种。

此后，开明书店赢得了左翼的认可，并奠定了新书业的领军地位。

“斗争不赤膊上阵也可以”

抗战爆发后，开明书店董事会决定，薪水普减至四至六成，留守上海，精简发展。书店不仅维持出版，还尽力接济困顿的文化人，许多文人因生活问题都到开明书店当编辑。

抗战西迁的开明人则在内地逐步开拓了发行市场。南京、广州、汉口等处的开明分店人员撤退到桂林、贵阳、重庆、昆明等地，叶圣陶力主在西南“通盘筹划，开辟利源”。

1939年初，胡愈之在桂林创立文化供应社，提出复刊《中学生》。5月5日，停刊23个月的《中学生》复刊，在四川乐山的叶圣陶任社长。《复刊献辞》号召“民族利益超过一切”，“学习、工作、生活打成一片”。杂志广受欢迎，印数从6000份增至16000份。

战争后期的形势彻底改变了开明人中立的政治态度。1944年豫湘桂会战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，叶圣陶写道“此皆腐朽之政治有以致之，我今乃深信矣”。他读了黄炎培《延安归来》后，看到毛泽东答黄炎培“已找到一新路，其路即为民主”，在日记中写道“深喜其言”。

1945年8月，傅彬然代表开明书店旗下的《中学生》杂志与重庆多家杂志签署联合声明，宣布自9月1日起不再送检，发起拒检运动。国民党中宣部被迫宣布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审查制度。从此，开明正式成为中共的“同人书店”。

叶圣陶曾说，开明人“在解放以前，不知不觉地在接受着党的领导”。原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曾回忆，内战爆发后他任中共上海工委文委委员、生活书店总编辑，周恩来在安排上海工作时，要他把出版界和杂志分为第一、第二和第三线。周恩来估计，《文萃》等一线刊物很快会被国民党查禁；二线刊物还能维持一时，却有被禁的危险；《中学生》与开明书店属于第三线，应尽可能生存下去。

第三线的斗争最明显的例子，是出版了《闻一多全集》。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遇刺后，全集出版之路几经波折。吴晗出面与叶圣陶联系，最终开明书店接受了任务。1948年8月18日，《闻一多全集》正式发行。叶圣陶晚年激动地回忆：“反动派消灭了他的肉体，咱们就得拥护他的精神的永生。”

1946年是开明书店创建20周年。庆祝会上，最使开明人受到鼓舞的是茅盾的致辞。茅盾说：“斗争需要一些人赤膊上阵，也需要一些人有点保护色。斗争不赤膊上阵也可以。”叶圣陶代表开明全体同人致了答辞，以“有所爱，有所恨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”与大家共勉。

从公私合营到国营

教科书一向是开明书店的立身之本。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教科书必须国营的目标，但因条件所限，先采取“国定本”与“审定本”并行的过渡办法。1950年秋季用书中，开明书店入选15种46册，远超商务印书馆的7种和中华书局的8种，教科书收入占到出版社六成左右。

全国出版工作改革很快拉开序幕。首先是出版和发行分家，国营新华书店成立，国营和私营出版机构的发行都由新华书店负责。紧接着，一批发育成熟的出版社先后从出版总署分出去。先分出去的有人民教育、人民、人民文学等国营出版社，之后则是私营出版机构。1950年7月，开明书店进入公私合营阶段。

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后，胡愈之、傅彬然力促开明与团中央直属的青年出版社合营。1953年4月15日，公私合营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成立，由团中央直接领导。开明书店由此走完从同人书店到国营出版社的历程。

“堂堂开明人，俯仰两无愧”

改革开放后，开明版图书尤其是教科书，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。

1980年年底，上海教育出版社再版了朱自清、吕叔湘和叶圣陶1946年合编的开明读本。这是高中用的白话和文言分家的读本，白话的叫《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》，共6册；文言的叫《开明文言读本》，也是6册。

编书时，朱自清在北平，吕叔湘在南京，叶圣陶在上海。从交流看法、制定体例到一篇稿成，三人相互切磋，事无巨细，全靠书信往还。还未编完，朱自清就病逝了。吕叔湘到上海进了开明，独自挑起了重担。

1980年再版时，吕叔湘写的导言一字未动。叶圣陶对这篇导言大为赞赏，说吕叔湘“善于创意，精审之至”，是他自己所达不到的。

1984年，叶圣陶当选为民进中央主席。1985年10月19日，91岁的叶圣陶在开明书店60周年纪念会上做了书面发言。他说：“开明不光为赚钱。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：有所为，就是出书出刊物，一定要考虑如何有益于读者；有所不为，明知对读者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东西，我们一定不出。”

1988年，叶圣陶逝世。这年，民进中央主办并主管的开明出版社成立。30多年来，出版社走出一条特色发展道路，开明版实验中学语文统编教材等影响广泛。

“开明这个名字，是一份情感的延续，是一份使命的重托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”开明出版社社长沈伟说。

至今，叶小沫依然记得她从小称为“公公”的一些开明前辈的音容笑貌。

在叶小沫看来，开明人有着与众不同的亲密友情，不仅是战友还是兄弟。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，他们曾经并肩支撑起这个令他们感到骄傲的书店。

叶小沫说，叶圣陶非常低调，但在评价开明书店和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时非常有信心，认为自己确实是用心服务了一个理想中的出版机构。像开明书店这样，能做到既不亏心也不亏本，并且有益于社会公众利益，这并不容易。

1956年开明书店成立满30周年时，叶圣陶撰写了碑文：“堂堂开明人，俯仰两无愧。”叶小沫说，这句话就是百年开明的最好注脚。